《天启七年的大明&朱由检的救国思路》（1/2）

我先说“怎么救大明”这个事情吧，算小小剧透。

如果认真看史料，会更能真切体会“人是复杂的”这个观点。

例如82章中的张鹤鸣，前半生称得上一声英雄汉子，后半生却声名狼藉。

明朝的文人怎么说呢，有贪官，但贪官未必没气节。

就例如朱大典，否定了海运一事，只因为触犯他的漕运利益。

但事到临头，散尽家财募兵扛清，最后点燃火药，壮烈牺牲。

又例如钱谦益，骨头一软，被人贴上“水太凉”的小作文，也没什么可反驳的余地。

但后半生四处奔波，为抗清大业殚精竭虑。

叠个甲：我本身并不是说钱谦益、朱大典是好人，也不是要为他们洗白——这不是我的人生观，也不是我的乐趣所在。

我只是觉得这种复杂的人性，才是历史之中最有趣的东西。

唉，有点跑题了，拉回来，说回“怎么救大明”。

惯常的明末文套路，无非是用好各个武将卡，攀科技，搞好吏治，用好厂卫，练兵，修补历史上各个错误决策等等。

但我的观点是——皇帝居于深宫之中，视野、信息、触角都是非常有限的。

哪怕我后面把勇卫营练出来，我最多也就去到长江附近，什么云贵、福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我只是说或许哈，至少前期肯定如此）。

这不仅仅是行动力决定的，更是皇帝的身份决定的。

皇帝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中心，不可能移动太远，否则各种奏疏、大事，都要跟着迁移，整个国家的效率会陡然下降。

这就决定了皇帝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人。

但用人要怎么用呢？嘉靖那种传统官场风格？或许可行吧，但我不喜欢。

我更喜欢陆奇改革百度的那种风格，或者罗斯福炉边谈话的那种，或者……此处不能写。

那明末的文人到底值不值得、配不配我这样去对待他们呢？

我觉得是配的，至少其中相当多一些人是配的，我的问题只是要不断吸引他们到我朱由检的身边而已。

这也是本书中朱由检为什么一定要杀魏忠贤的原因——风气是错的，人就是错的，人是错的，什么都成不了。

哪怕在现代，官员的自我道德都很重要，更何况古代这种从陕西到北京来回要四个月的条件呢？

古代治政，真的只能先治人，用人，否则哪怕同一件正确的事情，也会有不同结果。

唉，不说那么多了，直接上吴应箕的这封书信吧。

白话文在前，文文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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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天，我陪同两位郎君，一路车马劳顿，所见所闻，与以往大不相同。

经过真阳县城外几十里地，看到的景象，实在令人心酸。现在我略微写下所见所闻，向您报告。

去年冬天，我也恰好经过真阳一带，当时就觉得这里的萧条景象与其他地方不同。

但是，当时风雪很大，车子的帷幕四周都遮蔽得很严实，我担心车篷不够密闭，所以没有机会掀开车帘向外眺望。

因此，虽然行走在郊外，也就像是躺在枕头上经过一样，没有看真切。

在距离光州几十里的地方，有个叫黄子冈的。

以前我在公馆时，就听说有个亭长因为催办公务而逼死了好几个人。

第二天，我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吴光州。

吴光州却用“我是个被贬谪的官员，在任上待不了多久，您有高超的才能，应该去更高的官府施展才华”这样的话来搪塞我。（作者按：你看，也有很多烂人。）

我听了很不高兴，私下里想：“做官的人，就算只在任一天，百姓的利害就是自己的利害，怎么能这样推卸责任呢？”

为此我感慨叹息了很久。等到想当面陈述时，却又忘记了详细说明，这件事便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然而，今天所看到的景象，比在光州听说的还要严重。

从县城出发走了十里，又接着走了四十里。这一天天气非常晴朗，但这四十里路中，放眼望去全是枯黄的茅草。

我仔细观察所经过的地方，车子竟然都走在田地里。

田地的边界还在，却连一点麦苗的痕迹都没有，想来田地已经荒废很久了。

我便问车夫：“这方圆东西南北的田地，都荒芜到这种地步了吗？”

车夫回答说：“十有八九都是这样。”我又问：“是息县的差役特别重吗？”

他回答说：“这里的差役也有四五种之多。”

等我见到一些老人和官吏时，就问他们：“这一路所见的荒田，需要缴纳多少粮税？”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可都是肥沃的田地，粮税怎么能免除呢？”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耕种，他们回答说：“没有牛。”

牛大多被盗，或者被卖到外地去了。没有牛，就用人来代替耕作，这是原因之一。

另外，本县的户役和徭役非常苛重急迫，每当按人丁摊派徭役，百姓承受不了，就先卖掉自己的牛，再抛弃自己的田地，时间久了，人也就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