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黄金城1（1/2）

我爸这辈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勤地不懒”。

他经常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眯着眼看我，一字一句地说：“阿城，你要记住，只要肯吃苦，迟早有出头天。”

后来经过实践我才明白，只要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我爸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什么也没吃出来，只吃出一身咳嗽，和一间四面漏风的土砖房。

我是一九六八年生的，属猴。我妈说我出生那天下着大雨，我爸在门外蹲了一夜，天亮时听见我的哭声，笑得像个傻子。

他给我取名叫“金城”，寓意黄金满城。

名字取得再好，也挡不住命。

十四岁那年我辍学了。不是我不想读，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还要给我哥娶媳妇攒钱。

我爸蹲在门槛上，最后只憋出一句：“阿城，爸对不住你。”我说没事，我也不爱读书。

辍学以后，我先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一袋五十斤，一天扛三百多袋，肩膀上的皮磨烂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烂，最后长成一层硬壳，再也不知道疼。

一个月下来，工头扣东扣西，到手不到二十块。

我从没偷过懒，可赚到的钱始终只能勉强让自已饿不死。

十八岁那年，有个同乡从南边回来，穿着的确良的衬衫，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说话时口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他说东莞那边开了一大片工厂，港商台商都往那边挤，遍地是工作，一个月能挣一百多。

我爸把我叫到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里面是十三块八毛钱。

“去吧，”他说，“出去外面闯闯，外面遍地是机会。”

就这样，我搭着一辆装满鸡鸭的货车，辗转来到了莞城市长安镇。

那时候的长安镇，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刚起的厂房。高高的烟囱，成片的铁皮棚，货柜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镇口开过去，扬起满天的灰。

街上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说着我听不懂的方。

我最后进了一家港资的电子厂当保安。

厂子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姓何，个子不高，总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

他从来不正眼看我们，路过门岗的时候，我们敬礼，他连头都不点一下。

但没关系。保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管一顿午饭，比我在老家一年挣的都多。我一站岗就是十个钟头，大太阳底下，制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后背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我不觉得苦。因为日子有奔头！

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阿丽。

她是厂里的普工，比我小一岁，湖南人。说话带着一点软软的口音，第一次跟我说话，是因为她的饭票丢了，站在饭堂门口急得眼眶都红了，我把自已的那张塞给她。

她拿着饭票，低着头说：“谢谢你，保安大哥。”

我说：“我叫黄金城。”

她抬起头，忽然笑了：“你这名字，好像有钱人家的少爷。”

“就是因为缺金，才取的这个名字。”我说。

她笑得更厉害了。

我们就这么好上了。

下了班，我陪她走过那条铺着煤渣的小路，看夕阳把整片厂区染成一片橘红色。

我给她买过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两个人蹲在路边分着吃。

她跟我讲她老家的柚子树，讲她那个爱喝酒的爹，讲她想攒够钱回去开一家小卖部。

后来，我们在厂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间房，一个月四十块。

房子不到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柜子，一扇只能开一条缝的窗。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蚊子多得像下雨。

可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属于自已的“家”。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的和房租，剩下的一分一分存起来，放在一个饼干铁盒里。半年时间我攒下了三百块。

我打算再攒半年，凑够五百，就带她回我老家见我爸妈，办一桌酒席。

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努力赚钱，娶妻生子，普普通通的过完这辈子。

我们的房东叫欧阳威，三十多岁，整天趿着一双人字拖，骑一辆本田摩托，突突突地在村里转悠。

他不干活，也不需要干活。他名下有十几栋自建楼，全租给外来的打工仔。他还在村口开了一家录像厅、一家麻将馆，里面整天烟雾缭绕，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染着黄毛、纹着青龙的年轻人，大家叫他“威哥”。

村里人都怕他。

我刚搬来那个月，就听人说过：前一阵有个外地佬欠了三个月房租，被欧阳威叫人打折了一条腿，然后连人带铺盖扔出了村子。

我当时就想：这种人，我一辈子都别惹。

每个月一号，我准时去交租，双手把钱递上去，低着头叫一声“威哥”。他从来不正眼看我，随手塞进裤兜。

有一次他数完钱，忽然抬眼打量了我一下，笑着问道。

“你就是阿丽的男朋友？”

“是。”

“在附近当保安？”

“是。”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转身骑着摩托走了。

出事的那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十一月的某个周四，下班的时候我领了当月的工资，一百二十块。

路过村口的烧腊摊，我停下了脚步。

老板娘正在斩一只烧鹅，琥珀色的皮油光发亮，香味顺着风一直往我鼻子里钻。

阿丽说过，她最想吃烧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