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不断的社会——我的排难解纷（1/2）

在台湾数十年的弘法岁月里，

体会到在佛门中，尤其面对佛教会的一些欺厌与排挤，

我觉得“忍耐”是解决纷争最好的方法。

但在社会上，一些政治的团体，

人我利益的争执经常不断地发生。

我经常给人推派去排难解纷，

检讨自己的性格，

也自觉很适合扮演这种角色。

要做一个排难解纷的人，

主要的，不能让双方中有某一方吃亏，

如果有某一方觉得吃亏，

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

所谓排难解纷、种种谈判等，

都需要有公平正义，才能皆大欢喜。

我的个性从小就不喜欢纷争，在幼年的时候，像少年的打群架、斗争，我一直都没有过这许多事情的发生。对于家族中父系和母系的长辈，他们彼此有意见、互相批评的情况，我都暗自不以为然。我觉得世间上“和平”是非常重要的；纷争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

常有人赞叹中华文化的优良，固然说中华文化美好，但我觉得，历史上的战争残杀导致民不聊生，无法计算，真是教人不忍卒睹。一个朝代的更换，就要死伤几百万人；平时的冤案牵连，更是难以估算。像是明朝的大学士方孝孺，他因为不肯为燕王朱棣写诏书，不只是遭到诛灭九族，更被燕王下令诛灭十族，连过去的老师都不能幸免。光是这件历史案件就死了八百余人，其他的残杀事件，可说多得不胜枚举了。另外，像族群的械斗、地方利益的纷争，甚至盗匪猖獗、军阀横行，都说明了人间的惨事。

所幸，我幼年就出家，在丛林寺院里成长，虽有严格的要求、虐待的事情，但我将它视作是一种教育、一种法制规矩，也不以为意。慢慢地，经过岁月的成长，看到社会上许多纷争、诸多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就是到台湾来以后，遇到佛教界里的明争暗斗，我总是避而远之。甚至于我离开台北，最初选择落脚在宜兰，后来到了高雄，都是因为不喜欢在人文荟萃的台北所发生的诸多纷争。

我初到高雄，当时高雄是一个台湾发展中的大都会，也有许多纷争。例如：同一所佛堂里，里面的信徒就分了盐埕区、苓雅区、新兴区等派别，彼此相互地抵制、相互地批评。我曾经集合大家说：“你们这样子一个大高雄都不能团结，分成这里、那里；如果这样的话，你们礼拜的释迦牟尼佛，最好也请他回印度，何必要待在我们高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