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佛法，就有办法（1/2）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

钱文忠，一九六六年生，上海人，藏学家、印度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九八四年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后留学德国汉堡大学。二七年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讲座《玄奘西游记》，后又陆续讲述李时珍、《三字经》、《弟子规》等。著有《瓦釜集》、《天竺与佛陀》等书。

近年来，我一直在收集、整理、阅读有关资料，发愿写一本小书，打算以动荡的近两百年中国历史为背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宗教史的脉络下，论述尊敬的星云大师及其开创的佛光山典范模式（paradigm）。一周前，拜接觉培法师惠寄的星云大师口述史《百年佛缘》，不禁为之欢喜无量，因缘殊胜，叹未曾有。

《百年佛缘》皇皇十五册，以“生活篇”、“社缘篇”、“文教篇”、“僧信篇”、“道场篇”、“行佛篇”、“新春告白”、“别册”为列，分装四函，典雅庄严。这是星云大师应“国史馆”之请，由佛光山书记室记录，“国史馆”初版，佛光山增订的最新版。“口述历史”是史料的新体裁，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台湾正是“口述历史”的重镇，大陆尽管起步较晚，但有急起直追之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先生也是佛光之友，多年致力于口述史学，访谈了数以万计的参与或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积累了海量的文字、影像资讯。我曾经陪同崔永元先生拜访佛光山，向星云大师当面禀告过。

口述历史之所以珍贵，在于它所提供的史料有血有肉、真切细致、丰满鲜活。《百年佛缘》就是这样一部口述历史的典范之作，它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在函套上标明了：这是“星云大师出家七十五年来最真实赤诚的告白”。星云大师的原话是：“我应‘国史馆’之邀，口述了《百年佛缘》；往事历历在目，仿彿又重走了一次动荡的年代。虽然回忆起来不免辛酸惆怅，却也体认到，人在大时代的洪流里，最需要的是忍耐与勇气，这一段贫穷、战乱与苦难，成为我人生宝贵的资粮。”这不仅是一段催人泪下的凄美文字，同时也足以彰显《百年佛缘》的价值和意义了。我得到了这样一部期盼已久的绝佳史料，如何能不备感欢欣呢？

蒙星云大师厚爱，在《百年佛缘》里，在无锡钱氏尊长钱宾四先生之后，还提到了我与大师结缘、追随大师为佛光事业力效绵薄。这是我的绝大荣幸。《百年佛缘》一百六十万，所用照片以千计，不经仔细阅读研究，是难测其涯岸的。这里当然不能是详细评述的场合。同时我还相信，而且很多人都会同意这样一点：即便是像《百年佛缘》这样的大书，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星云大师弘法宣文的每一件事迹。所以，我坚定地认为，《百年佛缘》是一部需要“注释”的大书。既然我有幸追随星云大师和诸位佛光先进大德，那么，就请允许我在这里尝试着为《百年佛缘》添加两条小小的“注脚”吧。

众所周知，位于我故乡无锡宜兴的大觉寺是佛光祖庭。不过，也许有人不知道，大觉寺的原址却不在今天这个地方。大陆经历了令人扼腕的历史文化进程，狂风暴雨之下，原来的大觉寺早就片瓦无存了，只剩下两块残破的石碑，供人唏嘘凭吊。而当年的小村落在几十年之后，已经成了人烟稠密的大村庄。寺址早就成了农民的住家或耕地。当时，宜兴有关方面恭请星云大师复建祖庭，为了表示诚意，最早的方案是请大师就在原址重建，政府方面积极配合，进行拆迁。这当然是“恢复祖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是很了解“拆迁”意云为何的。星云大师慈悲，替当地民众考量，主动放弃了原地重建的便捷方案，选择了今天的寺址。其时，那还是一片荒山野岭。星云大师将“恢复祖庭”转变成了“开山创业”，今天那里周围都已经是兼具了现代功能建筑和传统田野风光的宝地了。除了将上面提到的两块残碑移请到新寺供奉纪念，此外，对大觉寺原址的民众毫无所及。这是民众没有想到的。不仅如此，星云大师还对原址民众进行慰问捐助，这就更让大家感受到佛光普照的欢喜了。重建后的大觉寺不收门票费，各类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信众游客自由出入，或礼佛，或参观。这在大陆的大寺中，应属首例，影响之深远，实难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