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世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重建（1/2）

受本书写作计划和范围所限，我们无法更深入地探讨围绕条约问题的那些复杂而激烈的争议，对于《凡尔赛条约》而尤其如此，因为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我们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场可怕的大规模冲突并没有结束什么，也没有开启什么，更没有解决什么。它枉杀了数百万人，使世界变得荒芜和穷苦，完全打碎了旧的俄国，充其量不过是使我们领悟和意识到：我们正愚蠢地、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毫无怜悯心的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既无计划又无远见。

使人类陷入这场悲剧的天生的自我中心论、民族主义热情和帝国主义的贪婪，都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削弱，一旦世界从大战的消耗和疲倦中恢复过来，它们就会酿造另一场同样的灾难。战争与革命不会制造什么，它们对人类的最大作用是用最粗暴和痛苦的方式消灭陈旧过时和阻碍性的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消除了德意志帝国的威胁，摧毁了俄国的帝国主义，也消除了一大批君主政体。但是，仍旧有许多面旗帜在欧洲上空飘扬，各国的边界仍旧那样动荡不安，而各国的军队反而采用更新式的武器加以装备。

《凡尔赛和约》原本只应对战争和战败事宜做出某种逻辑结论，然而它却极不恰当地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显然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讨论，只能听凭和会对它们做出裁决。从人类幸福的角度来看，会议地点的选择就是极不明智的。1871年，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就是在凡尔赛宫带着凯旋者的骄狂宣告了自己的成立，如今，那一幕情节的戏剧性反转又在同一座宫殿中上演，这种联想不可能不在人们的心中投下阴影。

大战初期一度存在过的宽宏大量此时已消失得不见踪影，战胜国的民众只是一味地体验着自己的损失和痛苦，完全不去考虑战败国人民同样饱尝战争灾难的事实。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欧洲各国激烈的民族主义竞争之中缺乏联邦性调整的必然结果。众多独立的主权国家拥挤在欧洲这样一块狭小的地区，各自又具有如此强大的军力，战争在逻辑上是必然的。纵使战争没有以这种方式爆发，也势必以相似的其他方式爆发。以此类推，倘若没有政治上统一的事先防范，那么在20年至30年间必然会出现更具灾难性的事件。

为战争而组织起来的各种国际关系，就像母鸡生蛋一样必然产生战争。但是，在战争中遭受了折磨和伤害的国民在情感上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全体战败国人民都对这场灾难负有道义和物质上的责任，那么假如战争的结果恰好相反，战胜国的人民是否也应受到相同的对待呢？法国和英国把战争责任归在德国人身上，德国又把责任推给了法国和英国。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清醒地看到，大部分的责任在于欧洲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凡尔赛条约》的意图在于惩罚和复仇：对战败国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让那些业已破产的国家再背上沉重的债务，以此向战胜国交付战争赔款。直率地说，《凡尔赛条约》通过建立反战国际同盟来重组国际关系的企图既缺乏诚意，也极不妥当。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坐在长桌正中央的德国代表贝尔（johannes

bell）正趴在桌上埋头签字（william

orpen，1919年）。

从欧洲的情况看，为实现持久和平而重组国际关系的意图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把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带入现实的政治中，这一提议的主要支持者就是美国。以前，美国这个新型现代国家除了提出过旨在保护新大陆不受欧洲干涉的门罗主义，未曾对国际关系发表过任何独到的见解。如今，美国突然被邀来对当代最重大的问题做出精神方面的贡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美国人民素来向往世界永久和平，与“旧世界”的纷争保持某种距离。正值美国人准备对世界问题提出美国式解决方案之际，德国的潜艇把美国拖入了这场战争，使美国参加了反德联盟。威尔逊总统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是建立独特的美国式世界计划的临时性尝试，也是一个粗略、不妥甚至危险的计划。然而在欧洲，这个计划却被误以为是美国政府深思熟虑的意见。

1918年至1919年间，欧洲大部分人都被战争搞得心力交瘁，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为防止战争的再度爆发而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在“旧世界”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肯为避免战争放弃一丝一毫的权利。威尔逊总统倡议建立国际联盟的公开演说越过了各国政府首脑，直接飞进了全世界公众的耳朵。他们把这项倡议当作美国提出的成熟提案，因而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反应。不幸的是，威尔逊打交道的对象是各国政府而不是人民。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想象力的人，然而在实现这一试验时却表现出利己主义和狭隘的品质。因此，他唤起的热情狂潮很快就如流水般地消退了。

迪伦

博士在他的《和会》一书中，曾做过如下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