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学校长们（1/2）

我十二岁出家，当时因为年龄还小，并不懂得出家的意义；后来随着年岁增长，在青少年时期还在寺院学习的时候，就对佛教的未来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佛教要走入人间，要让社会大众认同、接受，就要有事业，所以当时就对自己有一份期许：“将来有一天，我要办一所大学，办一份报纸。”后来又再增加一个念头：“我要办一家电视台。”

现在，电视台有了，报纸也办了。原名“佛光卫视”，在一九九八年元月一日正式开播，后来更名为“人间卫视”电视台，至今已近十四个年头，每天二十四小时播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创办于二年的《人间福报》，到现在也过了十余年，同样是每天出版四大张，从未间歇。尤其从当年的四月一日创刊开始，我每天在头版撰写一篇专栏；有人说，我十几年来每天在报纸发表专栏，从来没有一天缺稿，这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开办卫视，乃至出版报纸，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要持续经营确实是有些辛苦，不过一切都还算顺利。只是谈到办大学，个中就有很多复杂的过程与因缘了。

回想自己初到台湾时的生活，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甚至连个睡觉的床铺都难求，还奢谈什么办大学呢？所以眼看着别人一个个在建校兴学，自己就很着急。

说起我办学的历程，在一九六三年创办了寿山佛学院，但当时感觉到只是办佛教学院是不够的，应该为佛教办一所社会大学，只是这时政府已经不准许私人设校。为此，我曾当面向蒋经国先生诉请，希望能准许佛教办一所大学。

我认为在台湾，天主教有大学，基督教也有大学，而为什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即相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佛教，不能创办社会大学呢？姑且不谈当时大陆有十几亿人口，光说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徒至少有一亿人以上，每想到台湾没有一所佛教所办的大学，实在为佛教感到汗颜。

虽然我当时向蒋经国先生请愿，希望准许佛教设立一所大学，但是建校土地在哪里？兴学的经费在哪里？从事大学教育的人才在哪里？实在说，都没有着落。因为在台湾没有设立大学的因缘，忽然我的念头就转到了美国，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佛光山在美国第一所别院西来寺落成以后，我就思考着要在洛杉矶申办一所大学。一九九年，美国加州第一所中国佛教徒设立的国际性大学——西来大学，承蒙政府准许设立，一九九五年通过可核发外国留学生签证立案，二二年西来大学成为美国大学西区联盟(wasc）准会员，是美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并获得该项认证荣誉的大学。这也是华人创办的学校中，唯一让美国政府及世界认定以中英文共同为教学语的一所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

在讲述创办西来大学之前，我应该先说一说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

一九六七年，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以后，致力推动弘法利生的事业。在那个时候，兴办大学的念头，一直在我心中酝酿着。

我没有教育背景，也谈不上什么知名度，要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但最早请我参与大学教育，也是第一位与我有缘的大学校长，不容讳，就是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了。

张其昀先生，一九一年出生，宁波人。他的学问很好，是教育家、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他曾担任过“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在那时的体制里，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筹办中国文化大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教育部长”和“党部秘书长”的职务，都有国民党做背景，但中国文化大学是独资创办，光在经费上，就不是那么简单一下子就能成功的。

在一九八年，中国文化大学创校十八周年的时候，张创办人邀请我到文化大学担任“印度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并且邀请慈惠法师担任“日文”和“原始佛教”课程的教授。他曾比喻：学术是一座五重塔，依次而上是人文、艺术和哲学，最上一层是宗教，居学术界的。因此，必须为社会培养这样的人才，于是成立了“印度文化研究所”，成为台湾第一个有关宗教文化的研究所。

我敬佩于他的宏观，但我交不出完整的学历来担任所长，承蒙他对我也不计较，后来就以美国东方大学(eastern

university）颁赠给我的荣誉博士学位，当作是我的学历，在文化大学担任研究所的所长，甚至也是“教育部”博士学位的审查人。